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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卧龙寺得名不在宋初 亦与皇帝无涉

编辑:陕西娃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   更新时间:2016-04-09 11: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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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卧龙寺

  全国佛寺以“卧龙”名寺者夥(huǒ)矣,而西安卧龙寺最称悠久,夙以名刹卓立于佛教丛林之中,晚近尤以康有为所演“圣人盗经”和其主持朗照大德“文革”罹难而轰动一时。其创始时间,有说隋朝者,有说汉灵帝时者,不尽一致,而其寺名之来,清代以降亦即向称两歧。一说宋太祖赵匡胤亲赐。如清道光十年(1830)《重修卧龙寺记》碑记载:
  
  昔汉明帝梦佛入中国,悦之,因建祠南郊而致祭焉。灵帝时敕赐创修为寺,于其中讲《楞严经》,上为国家保平安之福,下为生民致安乐之庥,遂题其寺曰福应寺,而神之禋祀至此隆,人之崇奉至此多矣。厥后绵延至贞观十一年(637),重修之,有吴道子绘画观世音神像一尊,镌之于石,供之于寺,遂名曰观音禅院。又后宋太祖临其寺,寺僧与谈甚相得,后遂数至,因其僧春秋长眠,太祖改之名卧龙寺。由兹以来,神之感应何代不彰?神之礼祀何代不盛哉!
  
  清同治七年(1868)《卧龙寺重修碑记》记载:
  
  宋初有禅师,法名卧龙,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,机缘相契,以为先兆,遂改为卧龙寺。
  
  民国高鹤年《名山游访记》之《陕西诸山游访略记》记载:
  
  (光绪二十九年,1903年农历)八月初三日,进安远门即北门。五里许,柏树林陆海里卧龙寺,有吴道子画观音像,故名观音寺。宋太祖曾临此,改名卧龙寺。
  
  民国曹弃疾、王蕻《西京要览》之《西京胜迹》记载:
  
  卧龙寺  在柏树林。建于隋代,旧名福应禅院。唐以院内有吴道子所画观音像碑,改名观音寺。宋朝有僧名维果者,长卧其中,人以“卧龙”呼之。宋太祖尝幸此寺,与谈佛法,机缘相契,以为先兆,复更名为卧龙寺。
  
  一说宋初太宗赵光义所赐改。如民国陈光垚《西京之现状》之《西京之名胜古迹》记载:
  
  卧龙寺  在文庙东。创于隋代,初名福应禅院。唐以寺内有吴道子画观音像碑,改名观音寺。至宋,有僧名维果长卧其中,人以“卧龙”呼之,故宋太宗又更名为卧龙寺。
  
  民国西京筹备委员会《西京指南》之《城郊及四郊古迹名胜》记载:
  
  卧龙寺  在文庙之左柏树林街。创于隋,初名福应禅院。唐改为观音寺,因寺内有吴道子画观音像碑,故名。至宋有僧名维果长卧其中,人以“卧龙”呼之,宋太宗遂命改今名。
  
  民国倪锡瑛《西京》之《西京城区胜迹志》记载:
  
  卧龙寺  在文庙的东面。始创于隋朝,最初名叫福应禅院。唐朝时改名叫观音寺,因为当时有一位大画家吴道子曾手画观音像,刻石立碑在寺内的缘故。到宋朝初年,有一个和尚叫维果,长卧在寺内,时人都称他叫“卧龙”,因此宋太宗便更名叫卧龙寺。
  
  民国王望《新西安》之《西安附近名胜》记载:
  
  卧龙寺  在文庙之左柏树林街。汉灵帝时建,初名福应禅院。唐以寺内有吴道子所画观音像,改名观音寺。宋时有高僧名维果者,长卧其中,人以“卧龙”呼之,太宗遂名为卧龙寺。
  
  民国王斌《长安一月》记载:
  
  卧龙寺  在文庙东北……据说寺建于汉灵帝时,又说自隋朝创始。初名福应禅院,到唐时因吴道子画了一幅观音像在那里,刻石立碑,因而又叫观音寺,宋朝初年,有一位高僧维果,长卧其中,时人都呼为“卧龙”,宋太宗因而赐名为卧龙寺。
  
  两种说法,均涉宋初皇帝,区别仅在太祖、太宗而已。可是仔细分析,两说似都有点牵强。因为以前说而论,乍一看颇觉传奇,稍一想便生荒唐之感—封建专制社会,皇上乃“真龙天子”,龙是封建皇权之象征,通过兵变“黄袍加身”的宋太祖,怎么可能慷慨到以之赠人,而且是赠给一位出家之人呢?道光《重修卧龙寺记》的记载,纯系穿凿附会也明矣。同治《卧龙寺重修碑记》的作者,应该是看出了它的破绽,有意补缀以自圆其说,但却毕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的判断,高氏《名山游访记》和曹、王二氏的《西京要览》步其后尘,拾其牙慧,同样无助于事实的改变。所谓太祖和维果“与谈佛法,机缘相契,以为先兆”而亲改寺名云云,一看就知道是其私逞臆想的杜撰,不值一哂(shěn)。而以后说而论,太宗的皇位是怎么来的?“烛影斧声”至今仍是个疑案,他可能以龙许人吗?前说面临的问题,这里照样存在。而且不仅此也,说宋初有僧人维果长卧寺中,人以“卧龙”呼之,太宗便更其寺名为“卧龙”,这故事也编得太糙了点:佛教丛林,奇异无限,偶或出现个有个性的僧人,原不是稀罕之事;卧龙寺以关辅名刹幸而有个维果这样性喜长卧的和尚,不见得就是天方夜谭。可维果谁耶?人以“卧龙”呼之,褒贬不详,太宗位居九五之尊,竟能因此一呼而亲改寺名,衡以常理,你我自扪有这个可能,有这个必要吗?有宋一代,高僧辈出,维果倘如诸家所言,备受太宗青眼,何以名不见乎各种史籍之中,《宋高僧传》中,也不一见其踪迹呢?所以,尽管此说似是对于前说的修正,甚至前说后来几为此说淹没或取代,但其蹈空虚构不足令人信服,仍是客观存在之事实。
  
  然则这样一个说法,为何还能长期流传,至今尚有人信之不疑呢?窃意原因有二:其一,史载其寺中曾藏有梵文的“唵”字碑一通,系该寺传戒沙门惟(维)果所立,其上有宋太宗的赞偈;其二《秦藩碑记》记载:“(卧龙)寺在隋为福应禅院,唐名观音寺,宋太宗更名卧龙。明正德十六年重修”可是关于前者,说者只想着碑上有太宗的赞偈,有维果这个和尚,却忽略了此碑为“熙宁十年(1077)八月十六日”所立,而熙宁是宋神宗赵顼的年号,太宗和惟(维)果悬隔真宗(赵恒)、仁宗(赵祯)、英宗(赵曙)三朝,熙宁十年距太宗最后当朝的淳化五年(994),前后相差80多年,根本就没有交集的机会;关于后者,说者只看到“宋太宗更名卧龙”一句,却没有注意到上文还有“寺在隋为福应禅院,唐名观音寺”两句,弄懂“宋太宗”之后应属隐省一“时”字,而其意绝非是说宋太宗直接为其改名或赐名,结果就成就了现在这个局面。殊不知,清康熙《陕西通志》已说得十分清楚:
  
  卧龙寺  在陆海坊四牌楼南。有吴道子画观音像及佛足迹碑,初以像名观音寺。宋有僧维果长卧其中,人以“卧龙”呼之,故名。
  
  意即此寺之所以冠名“卧龙”,盖以其寺宋时有僧人维果以惯于长卧而被人呼以“卧龙”,寺名亦因之而发生了改变。可见此事说千道万,其实与宋太宗本人和太宗时期,均无瓜葛。因为太宗本人也许来过该寺,也许给该寺写过赞偈,但他既与维果和尚不会有所交集,自然与此寺之得名“卧龙”,也无必然的联系;大家众口一词,都说寺名是因寺僧维果而来,但维果却是熙宁僧人,并非宋初之人,此寺之得名自然也不会在太宗时期。道理不难理解,“豇豆一行,茄子一行”,谁都明白这根本就黏(音rán)不到一起。因此,说此寺在宋代因为维果和尚而得名卧龙,这或许是个事实,但是若说宋太宗时因为维果和尚而得名卧龙,则显然有违情理,说宋太宗亲自为其改名或赐名,更是不可理喻。遗憾的是,这个在清初原本简单清楚的问题,后来竟变得复杂而扑朔迷离起来。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,就是嘉庆《咸宁县志》在载记此寺的时候,既载了康熙《陕西通志》的说法,又载了《秦藩碑记》的说法,使其两说并存,而民国《续修陕西通志稿》仍然坚持“至宋有僧维果长卧其中,人以“卧龙”呼之,宋太宗更名卧龙寺”的观点(志卷一百三十一《古迹一》),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却一字不涉其寺名之来历,有意采取了回避的态度。因为志犹史也,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,本文上引各家各书的诸种说法,究其根本,都是直接发端于此,或者从这里导引出来的。从这个角度讲,在“众人皆醉”的情况下,民国《西京指南》的作者王荫樵先生,兀自能保持一份罕见的清醒,在书中留下“卧龙寺在县治东南开通巷西口内。汉灵帝时创建。内有宋刻大藏经全部,及石刻吴道子画观音像及佛足迹碑。初以像名观音寺,缘宋时有高僧维果者长卧其中,人以“卧龙”呼之,“故名”这样的记述,实在难能而可贵,相比之下,新编《明清西安词典》和《碑林区志》记载此寺时,一个写作“太宗时高僧惟果为该寺住持,终日长卧,人称卧龙和尚,因而定名卧龙寺”,一个写作“太宗时高僧维果为该寺主持,终日静卧寺中,人称‘卧龙禅人’,因而更名卧龙寺”,依然因袭此不经之旧说而不自知其谬,反倒让人倍觉气短,不禁怅然瞠目而不知所云。
  
  2014年10月29日于介然斋
  
  附记:客岁撰著此文,自信真理在握,所断不谬,但是对此问题之究心,却未敢以时光流逝而稍懈。何正璜先生,原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,文物专家也,1940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唯一女性成员也。其《西北考察日记》,有两处提及其伉俪(其丈夫即考察团长王子云先生)当年造访斯寺所得。一次在1941年1月19日,记曰:“文庙之东,有卧龙寺。建于隋初,名福应禅院。至唐改名观音寺,因寺内有吴道子所绘观音碑故。至宋有僧维果,日卧其中,人以卧龙呼之,宋太宗因更其名为卧龙寺。”与拙文所示第二种说法,略无出入。一次在1941年1月27日,记曰:“抵卧龙寺,入后殿见一碑,知此寺创自汉灵帝。宋太祖微时尝寓宿,视其额曰‘卧龙’,以为吉征,践祚后特别修建。”又似与文中所提道光、同治二碑,不无渊源。其将斯寺太祖的关系,确定为“太祖微时”,“微时”二字,堪称对道光、同治两碑“又后宋太祖临其寺,寺僧与谈甚相得,后遂数至,因其僧春秋长眠,太祖改之名卧龙寺”和“宋初有禅师,法名卧龙,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,机缘相契,以为先兆,遂改为卧龙寺”两处文字,最切肯綮的解读,颇足以点醒迷茫中人。原来,斯寺的得名,可能真的不在宋时,其时宋朝尚未成立;斯寺的得名,可能真的与宋太祖有关,但彼时太祖尚在“微时”,也就是说,还没有当皇帝,还在争取当皇帝的路上。所谓宋时,所谓宋太宗和宋代维果和尚云云,都显然只是无从稽考的游谈附会而已。因为,不管其到底是原来的寺僧法名“卧龙”或人称“卧龙”,还是太祖“尝寓宿”于此或如《日记》所说斯寺的门额原来就颜以“卧龙”,总之在潜未登基之前的太祖看来,于他都是吉兆,而其心中真正的“卧龙”,则显然只是他自己;同时,也只有将时间锁定在这个时候,一切才都说得过去,不至于扞格不通。所以,原文我所持“卧龙寺之得名不在宋初,亦与皇帝无涉”的观点,原则上并无不妥,只是当时面对诸种歧说,心中有疑而剖判乏术,惭未如先生一样深得要领,一语破的,绕来绕去,未免显得繁复了点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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